琴海音乐世界

香港音乐中的beyond

香港音乐中的beyond：

    北京有了崔健，所以中国人面对世界摇滚可以没有愧色。台湾有了罗大佑，所以小岛上的人们有缘明了什么是音乐良知。而香港，有了BEYOND。 BEYOND重摇滚的追求、刚烈又不失中国味道的音乐都非常有意义：他们为香港萎靡的流行乐注入了活力。

    想当初BEYOND五个小伙子（当时多一个吉他手）时，唱愤怒而粗糙的歌，披一头长发。终于有人唱香港人的摇滚了！——不再是外国歌的填词或原文翻唱，不再是用激烈鼓点和谈情说爱堆砌起来的商业快歌，而是很“香港”的真正摇滚乐！真高兴，这个沙漠中又多一棵有刺的仙人掌，让人见到绿色希望。

 　　那是在1983年，当时有一些私人出钱印的唱片，放在街头零卖。其中有一张名叫《香港》的大碟，里面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：BEYOND。他们在自己的歌词前面说：“有人歌唱是因为社会有这种商品需求，他们可以因此而得到经济效益；也有的人唱歌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话要说，有一些情感需要沟通。”当然不必再解释BEYOND属于哪一类人。1983年到1986年，他们都在业余时间练习歌曲，苦苦追求着泛出金属光泽的音乐理想。

 　　那时，BEYOND的形象是五个长发散乱、脸色沉郁的地下少年，毫不掩饰他们的愤怒与真诚。所以他们自己花钱，印制唱片，只为了有机会唱《再见理想》这种晦暗的歌，展示一副金属的样子。他们曾经自己出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现场演出，稀稀拉拉到来的观众坐了一半的场地。当一个半小时的演出结束，他们算了一下门票收入，每个人只分到五块钱。五个小伙子都流泪了。

    直到1986年，因为很多乐队开始活跃在舞台上，终于有唱片公司看中他们，出品了《阿拉伯跳舞女郎》。这是他们用半地下 乐队的状态出品的第一张专辑（这之前的《再见理想》、《永远等待》都是EP），五个 阿拉伯打扮的小伙子冷冷面对世界，躁动着他们内心的愤怒。很多人认为这是BEYOND最好的作品，因为这张专辑是BEYOND整个地下时期精华的凝聚。BEYOND的摇滚风格令人们耳目一新。但是，他们生活在一个名叫香港的都市。这儿不容许一批人除了理想，什么也不考虑。所以，他们改，变得更加流行。不妨看一看，为了被公众认同，他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：刘志远离开了乐队，家驹摘下了黑框眼镜，贯中剪去了披肩长发，四个人穿上花花绿绿的耀眼衣服，笑出一脸青春。甚至，连音乐都穿上了一件流行的外衣——节奏不再滞重、旋律更加流畅、更适合电台播出。没有人静下心来想一想，那五个长发飘拂的落拓孩子到哪去了。最多有个不知趣的人停下脚步伸头探脑一番：咦，多了个偶像组合。他们唱歌有没有草蜢好听？姑且一试。

 　　真正的BEYOND歌迷非常愤怒。他们痛恨一支地下乐队日益大众化。而更多的乐迷欢呼：他们发现了一支很不错的陌生乐队，唱着又有意思又好听的歌向他们走来。他们刚转型时的《大地》是节奏重型、旋律优美、词境开阔且意在言外的好歌。成功的策略和充足的底蕴当然会带来成功的结果。从《真的爱你》开始，BEYOND成了得奖专业户。这是他们偶像化的成功，更是因为他们善于寻找热点——《大地》可以理解成对父权的探讨；《光辉岁月》是赶着为纳尔逊·曼德拉起了个大哄（他们最起码是很真诚的）；《AMANI》更是至真至善地祈求和平；《长城》则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深切反思……

 　　BEYOND付出了很多，也得到了很多。可是他们厌倦了这种走钢丝的日子之后，跑到南非去采风，拍回来大量的图片，可是没有公司愿意出版（黄家驹死后，这些图片倒是出版了，因为商家知道大家在怀念他，南非行的画册变得有利可图）。未必是商业上很成功的东西就不好，但努力主流的同时总会不知不觉间失去了自由。而自由，正是摇滚乐的灵魂。当BEYOND在电影里学神经病兮兮的角色演烦了，被歌迷用望远镜窥视得怕了，对花里胡哨的衣服和标准笑容恶心透了，终于下定决心回到当初的理想——不管有没有人听，不管能不能卖。于是，有了《乐与怒》。乐与怒用粤语发音来读，就是ROCK &ROLL。他们终于有了这样的实力，可以回到自己的初衷：追寻摇滚的灵魂，震撼人类的心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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