琴海音乐世界

马代尔纳的“新音乐”

    二战之后的新音乐，有个显著的倾向，那就是作曲家出面对自己的音乐作品进行概念上的诠释；理论上的发挥；技术上的分析；美学上的思考——音乐需要解释，才能和观众沟通。这自然和二十世纪音乐越来越先锋、脱离大众音乐趣味有关。布鲁诺.马代尔纳是这批用概念来玩音乐的大师级人物，说他玩音乐，玩概念，那是一点也不夸张，马代尔纳的天才这样充沛，以至于他做任何事情，都显得轻而易举，作曲、指挥、教学、鼓吹新音乐，他样样都以举重若轻的游戏态度把玩，而且玩得地道轻松，甚至于有人指责马代尔纳对待音乐事业不够严肃。五十年代，正是序列主义最当红的时期，马代尔纳和许多同时代作曲家一样，都或多或少采用了序列主义技法创作，但马代尔纳从来不是个教条主义者。他曾说：“世上最糟糕的事莫过于一成不变，我痛恨死守教条，那意味着死亡。”马代尔纳是个人主义者，教条的天敌，但序列主义恰恰又是非常严格、戒律很多的作曲技法，所以马代尔纳一直在寻求妥协，后来他逐步转向偶然音乐，引入不确定的机遇元素，来调和序列主义过于严苛的组织。三部晚期作品《十字路口》、《光晕》和《生物法则》都体现了他的这种努力。其中严整和散乱、确定和偶然、有序和无序并存。

    《十字路口》（Quadrivium）的一个关键词是“四”这个数字，作品编制是四个打击乐手，再加四个乐队组，每个乐队组的编制是相同的，传统的弦乐、木管和铜管，独奏打击乐器则形形色色，两架木琴，两架颤音琴，两架马林巴、两架钟琴，以及两组管钟。从巴托克开始，打击乐器就是二十世纪音乐的宠儿，世界各地丰富的打击乐器种类相继进入西方作曲家的视野，它们创造了全新的乐队音响。在马代尔纳这部作品中，打击乐器和乐队的关系，非常新颖。每个乐队组和独奏打击乐器的谱子都是详细写好的，但他们之间的互动、组织、发展却全部交给指挥来定。你能想象一部贝多芬钢琴协奏曲，钢琴和乐队进入的顺序和发展，完全由指挥决定吗？而马代尔纳这首打击乐和乐队的协奏曲就是如此，乐队指挥就像第二个作曲家，音乐走到这里，四个乐队组和四个独奏家哪一个进来，什么时候进来，要靠指挥做出决断，他时时处于一个十字路口。马代尔纳以这种手法，来达到精确律条（序列主义的记谱）和自由随机（每个指挥每个现场都有不同的结果）的平衡。
   由于四组乐队和四个打击乐相继进入，会产生回声一样的协奏效果，这就体现出马代尔纳所继承的威尼斯音乐传统——加布埃里兄弟的多个合唱队设置，就很像马代尔纳的《十字路口》。所以，可以说这部作品，总结了马代尔纳努力的各个方向。

    有很多现代作曲家都采用《光晕》（Aura）这个玄妙的词作为作品标题，月亮的柔和光晕，圣像头像上的金色光环，某种带有预兆的气氛，总之，这个词联想含义丰富而有诗意。马代尔纳在临死前一年所作的《光晕》是应芝加哥交响乐团的委约，庆贺建团八十周年，首演由作曲家亲自指挥，既然是应邀为一支一流乐团而作，马代尔纳又是一流指挥家，《光晕》具有丰富细腻的乐队效果，整个大乐队有室内乐团的精细合奏效果，这是乐队演奏的最高境界，同时也是向第二维也纳流派的前辈——贝尔格致敬，贝尔格曾作有不少具有室内乐风格的乐队作品。马代尔纳将作曲家和指挥家的理想合而为一。《光晕》具有大量弦乐弱奏段落，通常音色嘹亮的铜管乐器被加上弱音器阻塞，听起来如同呜咽抽泣，有孤独彷徨之感，层次清晰、同时又变化多端的音色，被马代尔纳自己定义为“新印象主义”，就像早期印象派的朦胧绘画，过渡到“后印象派”的坚实线条。这个作品具有浓烈的抒情气质，在20世纪新音乐中，显得多少有点卓尔不群。牛津音乐辞典称他始终保有意大利本土的抒情特色，从《光晕》这个作品中就可以得到印证了。1974年，也就是马代尔纳去世后一年，贝多芬的故乡，德国波恩特地授予《光晕》以“贝多芬奖”，表彰这首兼有传统和现代特征的乐队杰作。

    《生物法则》同样是马代尔纳的晚期作品，作于1972年，应罗切斯特大学的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委约而作，伊斯特曼音乐学院是现代音乐中心，《生物法则》为大型交响乐团而作，和《十字路口》相仿，也利用了传统威尼斯学派多重合唱团的设置，将乐队分为三部分，一个是打击乐器组，应用了种类丰富的打击乐器，其中钢琴、钢片琴作为具有确定音高的打击乐器来使用。弦乐队分成两个规模相当的组合，马代尔纳的旋律才华和乐队想象力在这个作品有令人叹服的表现，譬如英国管幽幽独奏，配合弦乐和打击乐的晶莹效果。马代尔纳是一位杰出的二十世纪管弦乐队音乐大师，一位长久以来因为过早去世、而被忽略的重要人物，他在音乐突变的十字路口，提供了继承传统、开拓新声的多样可能性。